动物模型、人类观察和遗传学研究表明，免疫和炎症机制在高血压及其并发症中起关键作用。作者综述了免疫调节干预对血压、靶器官损害和人类心血管风险的影响。在实验和小型临床研究中，无论是非特异性免疫调节方法，如霉酚酸酯和甲氨蝶呤，还是靶向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的8种药物，如他克莫司、环孢素、依维莫司、利妥昔单抗，都能降低血压和减少器官损伤。

在许多研究中，由于缺乏与血压相关的终点、纳入大部分正常血压研究人群、多药和已确定的共病，试验设计变得复杂。在综述的一系列广泛的干预措施中，TNF-α抑制剂提供了降血压最有力的证据。牙周炎的治疗似乎也具有非药物的降压作用。免疫调节药物影响高血压介导的器官损害的证据被讨论。动物模型、观察性研究和人体试验数据支持免疫靶向疗法在降低血压和高血压介导的器官损伤方面的治疗潜力。现在需要有针对性的研究来解决它们对高血压患者血压的影响。

图片来源：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698811/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炎症的作用已被明确定义，在ESC心血管疾病预防指南中，风湿性关节炎、炎症性肠病、强直性脊柱炎和银屑病等共存的慢性炎症条件被认为是额外的危险因素。对这6例患者推荐抗炎治疗，近期的CANTOS、COLCOT和LoDoCo2等临床试验支持通过炎症来改善心血管结果。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近年来，已经观察到免疫细胞浸润高血压人和实验性高血压动物的肾脏和血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免疫和炎症机制促进了这种疾病。因此，确定临床允许的治疗干预措施，以解决高血压的炎症靶点，以及患者群体将从中受益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基础和转化证据表明，干预免疫炎症过程可能有助于控制血压(BP)和预防靶器官损伤，但这些干预的临床证据尚未得到系统分析。因此，作者回顾了潜在的免疫治疗靶点，以确定设计良好的临床研究可能证明卓有成效的方法。

炎症和免疫激活首先被认为与高血压有关，这是由Grollman, Okuda, svensen和Olsen首次证实的。在过去的十年里，新的研究已经开始揭示解释这一现象的机制。利用遗传和药理学靶向动物模型，评估了T细胞、细胞、单核/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B细胞、NK细胞以及复杂免疫炎症网络的其他成分的调节作用。高血压炎症的开始似乎与血管和肾组织中的氧化应激和氧化还原依赖机制有关。

这些会导致新抗原、损伤相关分子模式 (DAMP) 和神经免疫机制的产生，从而引发适应不良的免疫反应，从而加重高血压及其相关器官的损伤。虽然激活适应性免疫的抗原尚未被确定，但一个潜在的候选蛋白是isolevugandin (isoLG)加合蛋白。isolg是花生四烯酸的氧化产物，它能快速连接自蛋白上的赖氨酸，并在抗原提呈细胞中积聚，并在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中呈现。它们激活CD4+和CD8+ T细胞的一个子集。

重要的是，isoLG选择性清除剂2-羟基苄胺(2- HOBA)在几种高血压动物模型中可以防止免疫激活并降低血压。来自动物和人类研究的数据也确认HSP70是一种潜在的自身抗原。在广泛的模型中，大量的动物研究强调，炎症激活和效应细胞因子释放的免疫调节可能抑制血压升高，并减轻血管、心脏和肾脏损害的发展。这些研究中的许多都使用了生殖系敲除动物。

此外，靶向免疫介质的小分子或中和抗体已被用于确定选择性阻断对实验性高血压的影响。这些药物既针对先天性(如IL-1, TLR4)，也针对适应性(如IL-17, CD80/86)免疫系统。仔细分析这些研究有助于确定潜在的治疗靶点，但也突出了治疗方案和动物模型选择对BP和靶器官损伤结果的影响。

关于血压和器官系统预后的免疫调节药物和动物水平和临床证据。

图片来源：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698811/

虽然实验、遗传学和临床证据支持炎症和免疫系统参与高血压及其相关血管、肾脏和心脏病理的作用，但免疫调节方法目前尚未被认为是降低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选择。事实上，本文综述的临床证据表明，免疫靶向对主要患有各种潜在免疫介导疾病的广泛患者的血压和心血管事件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 C. Murray et al.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inflammation in hypertension: from novel mechanisms to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 Cardiovasc Res 2021 Oct 26;cvab330. doi: 10.1093/cvr/cvab330.